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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的中文 标识在 悉尼的 语言景观 中越来 越突出 在以英 语占绝 对主体 地位的 语言 环境中 这些 双语 的标 识是 引人 注目的 更何况 汉语 并非 基督 教的 传统 语言 教堂中英双语标志的使用预示着澳大利亚华人皈依基督教的比例成增长趋势。
新书的第十三章探讨了中国的新移民皈依基督教的经历 揭示了宗教皈依 移民定居和语言学习相互关联 我们 （Yining Wang 和 Ingrid Piller 对中国移民信仰转变的研究兴趣并非仅仅源于教堂的双语标志 更多是受到参与Yining博士课题的中国家庭的启发。 在31个参与课题的中国家庭中 有8个家庭是来澳后皈依基督教的 其它的家庭或多或少表达过对基督教的兴趣或者参与过基督教的活动
基督教之所以在这些中国家庭中广受欢迎和关注 和这些为人父母者在澳州教养子女时碰到的困难和心中的迷惘息息相关 许多参与者既不想沿袭中国式的“虎爸虎妈”的教育理念 同时他们也不觉得西方的育儿方式多有吸引力 他们经常在自己的社交群里面分享一些负面的育儿故事 比如说某些失控的中国孩子 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价值观，这些孩子学业失败抑或沉迷于毒品或滥交 因此 加入教会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折衷的方式，即可以相对轻松的教养孩子 又可以引导下一代树立良好的价值观，走上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一份关于澳大利亚生活中多语使用 宗教信仰和精神依托的论文集征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们得以探讨宗教皈依与移民定居之间的交叉点 在此 我们采访了七位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 记录了他们移民前的对宗教的态度 移民后的皈依之旅 以及基督教在他们语言学习 定居生活和育儿经历中的所起的作用。
移民的危机
参与者均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持有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在移民之前，他们都曾在学术界、工程界、金融界、IT界和医学界拥有一席之地。移民后，绝大部分都经历了职业生涯的下行。
受访者在中国时都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澳后突然发现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职业的下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收入的不稳定，还滋生了巨大的心里落差，导致自信心的缺乏，以及对自己的否定，而这一切都与语言障碍息息相关。当他们难以在公众面前重塑自己职场的成功时，生存的危机感油然而生，生活和职业的双重压力使其对婚姻质量和亲子关系也产生了负面地影响。
一位参与者很精辟地总结了移民给其生活带来的创伤，她说：“我们那时真的是心力交瘁，情感和身体上大崩溃。”移民带来的生存危机让这个群体开始在宗教信仰中寻求新的出路，七名参与者中的六名用了同样的词汇来描述当时的心境：“人的尽头应该就是神的开始。”
皈依–人生的重建
正如参与者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参与教会活动最初的动机并非寻求耶稣，而是希望在困境中能在这个新的国家寻求些许实实在在地帮助，比如说能够建立新的朋友圈，获得更多的人脉，从而弥补因移民而带来的社会资源的缺失。
参与者们都非常肯定他们在教会中所获得的帮助，尤其是他们在教会群体中所建立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情谊，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们远离家人和失去了曾经的社交群体的遗憾。一位参与者明确地将她的教堂定义为家庭，她说：“我去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参加活动。教会是我的家。我每周都要回家去看望我的兄弟姐妹们。”
当然，要融于教会这个新群体，需要接受最初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信仰，首先他们得相信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存在。这种信仰需要他们与当初坚定的无神论和科学的世界观彻底决裂。
总的来说，最初参与者们去教会是为了寻求实际帮助来应对他们所遇到的生存危机，结果导致参与者的社交群体和信仰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参与者们反复强调，他们的新信仰导致了他们“生命的彻底翻转”。
移民–多重身份的混合体
到2020年采访时为止，这些参与者受洗后的平均时间已超过十年。这意味着，他们最初的移民困境和随后的信仰转变已经过去多年，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塑造自己新的身份，他们也非常认可自身的多重新身份（如中英双语使用者和华裔澳大利亚人）。
多语言实践是这些移民宗教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参与者发现，在宗教活动中，不同语言的使用及其风格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感触。对他们而言，中英两种语言都推动着他们信仰的转变，他们的双重身份也因此而融合。
对参与者来说，移民的成功最终是达成了民族身份、语言身份和宗教身份的融合，即达到语言使用、民族认同和信仰体系的一体化。这种融合使这些一代移民为自己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个舒适的空间。然而，让下一代继承这样一种积极的混合身份则似乎更为困难。
移民和育儿
如上所述，这篇关于宗教皈依，移民定居和语言学习的研究是来自于之前语言传承的课题。此项关于中国移民的课题——和其它对各类移民群体的研究一样——发现语言传承的最终结果是英语成为第二代移民的强势语言。 虽然一部分第二代移民也许可以流畅地用汉语交流，但第二代的汉语识字水平总体较低。
移民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在语言能力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中国父母”和“澳大利亚孩子”之间的话语鸿沟。比如，参与者家庭普遍认为澳大利亚的个人主义文化对中国式的父母权威构成了巨大威胁。他们觉得基督教可以给孩子输入客观的道德依据，从而弥合了这一差距。那就是，基督教义为这些参与者向第二代灌输中国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给非宗教组织的建议
我们的研究为如何促进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三个重要经验。
第一，我们注意到移民经历容易引发生存危机。这种危机是由经济的不稳定、社会地位的丧失、移民初期的语言障碍、在另一种文化中如何应对婚姻困境和教养子女的挑战等因素造成的。这些种种问题其实与新移民社交圈的缺失紧密相关，远离至亲好友原本让人深感不安，而不安定的情绪很可能使日常问题进一步升级（例如，停电时怎么办，应该呼叫谁？孩子生病了不知如何向学校请假怎么办？），并将其提升到个人危机级别。教会团体为解决这些生活问题提供的具体支持无异于雪中送炭。当然，教堂提供的最重要的帮助是将新移民纳入新的社会群体。我们认为，所有移民，如论他们是什么宗教背景，都应该获得当地社会的关爱和支持，包括帮助他们重建新的社会链接，这对于移居初期尤其重要。
第二，从长远来看，参与英汉双语和双文化实践能更好地促使移民融入社会，将自己的语言文化带入新的社会生活让这些新移民觉得被接受。教会的双语活动非常务实，只要核心教义不受影响，教会愿意并且身体力行地将基督教和中国的文化习惯结合在一起。这种语言和文化的融合显著促进了新入会者的长期语言学习、移居的稳定过渡和全面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基督教会对双语活动的推行与澳洲中小学、大学和工作场所等非教会机构的语言行为形成了显著的对比，后者继续实行在他们的单语习惯，一切以英语为主体。
第三，教养子女是具有挑战性的，对于移民尤其如此。如何保护下一代免受伤害，发挥他们的潜力，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并实现其人生价值，这一切都是移民父母的焦虑所在，因为他们不仅要跨越代际差距，还要跨越语言和文化差距。本章所记录的这些中国家庭在子女教育中的迷惘和挑战表明，澳大利亚的学校显然未能帮助这些移民家庭跨越差距，减轻焦虑。这种失败有两个层面：首先，它反映了澳大利亚的教育对语言传承的忽视，这使得许多二代移民没有能力参与父母的社会生活、了解他们的世界观并或与他们进行深度的会话。其次，这也表明学校未能有效地和非英语背景的父母沟通，这意味着父母对孩子在学校的状况缺乏了解，从而引起他们对子女教育现状的担忧和恐惧。因此，促进移民家庭的语言传承和增强家校沟通对于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References
Piller, Ingrid. (2021). What can churches teach us about migrant inclusion? Language on the Move. https://www.languageonthemove.com/what-can-churches-teach-us-about-migrant-inclusion/
Wang, Yining, & Piller, Ingrid. (2022). Christian bilingual practices and hybrid identities as vehicles of migrant integration. In Robyn Moloney & Shenouda Mansour (Eds.), Language and Spirit: exploring languages,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Australia today (pp. 307-326).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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